中国长期推行城市偏向政策，城乡和地区间公共产品分配不均，地区差距和大城市内部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劳动力远距离迁移的重要诱因，也是大城市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基于户籍管理制度的社会管理体系，妨碍着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社区，影响了劳动力流动的稳定性，加剧了人口的流动性。继续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阻碍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口迁移统计指标体系，为日益增多的城市外来人口设计一套稳定和可预期的解决方案，促进社会整合，是当前社会管理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由于人口增长太快，新增的物质财富很大一部分被新增加的人口所消耗，所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比较低，形成"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积累少以及建设资金少，致使我国每年新增加的固定资产赶不上进人劳动适龄阶段人口增长的需要，造成劳动力就业的暂时困难。同样由于人口增长快，教育经费的增长跟不上学龄人口增长的就学需要，严重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西方大国资本化的倔起，大都有发动战争掠夺和剥削殖民地的历史印记。例如，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强索2．3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中国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靠这笔不义之财发展了工业、军备和教育事业。当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制定和调整军事战略时，都有浓重的经济背景，凡是重要资源产地，都是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焦点，经济跟随军事的“徐进弹幕”推进。从苏联解体后的几场战争中，人们都清楚地看到战争发动者的全球战略部署和石油利益的考虑。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道路，但也是艰辛而曲折的道路。这需要在面对既定的西方资本主义规则，在没有主导资源、市场定价权力和劳动价值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追求，是实现国际间共同受惠、共同发展、平等互利的全球化，而不是贫富悬殊、发达大国有单方制裁权的全球化。

　　中国确立以经济建设为...

      未来2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并不等于是国家安全的机遇期。这段时期同样是超级大国预计的独霸世界、遏制出现能与之抗衡的大国的机遇期。时间是重合的，目标却是不同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我们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

      尽管新安全观的普遍确立还任重道远，国际社会在如何维护国际安全方面远未达成共识。但是，新安全观作为一种应运而生的新理念，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将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以“冷战思维”为主导的传统安全观正在失去市场。正如钱其琛所说，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以美俄、俄一北约关系及调整中美关系的改善为标志，主要大国间形成了‘大战要避免、和平需维持’的共识，并尝试进行新的对话与合作，以对付新的挑战。”

      在安全内容上，转变以军事为主的传统安全观，经济安全愈益成为谋求国家安全的主题。经济安全之所以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主题，原因有三点：一是国际竞争的重点转向了经济。冷战以后，国家之间竞争的重点由军事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竞争。经济和科技是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在综合国力较量中取得优势，必须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不断增强经济实力，而经济发展...

      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共同威胁，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的共识较“9·11”之前明显增多，实质性的反恐合作不断加强，2001年9月28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第1373号反恐决议。2003年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通过了《反恐行动宣言》。在联合国加强全球反恐合作的同时，地区性的反恐合作也在加强。2002午6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峰会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机构的协定》。6月召开的“亚信”会议签...

　　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新的国家利益安全观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高准则，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都关心自己的国家，“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而国家安全则是国家利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保证。没有国家安全，就无国家利益可言。由于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我国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发展的不可侵犯性，对本国资源的充分利用，发展社会经济，提高生产力；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同世界各国加强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扩大对外交往与合作。由此国家利益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特定内涵：一是国家的生存权可能受到外敌发动的侵赂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的直接威胁：二是威胁的主要载体是领土、主权和资源；三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体部分是军事力量，军队的稳定与强大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索。传统国...

　　由于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大，各安全领域的关系更为复杂，客观上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多样化，仅仅依靠某一种手段显然已不再适应国家安全综合化的需要。邓小平在实践中积极开拓维护国家安全的新思路和新途径，概括起来就是：多种手段并用，发挥整体合力，确保国家安全。

　　(一)通过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解决国家综合安全问题的 根本途径。

　　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安全“可靠的保障”等论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维护国家综合安全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而怎样使经济尽快地搞上去，这是邓小平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邓小平十分关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动向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70年代下半期他就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

国家安全在国家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国家安全的内容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看待国家安全

　　安全问题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安全一般是指社会行为主体没有或很少受威胁的生存状态，它是对人类生产和生存活动受到威胁程度的一种界定。随着人类生产和生存活动范围的扩大，安全的范畴，也会随之不断扩大和更新。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在大自然破坏力面前束手无策，这时候，对他们生存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自然界。因此，人类往往把对自然的这种恐惧转化为他们对自然神的图腾崇拜。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当人类获得起码的征服自然的能力之后，社会内部的阶级压迫突出起来，这时安全问题就从外部自然转到了社会内部本身。当社会历史发展使地球上出现众...

　　在预测基本形势的基础上，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预想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最坏的可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防战略决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从50年代至70年代为应付战争实施的重大国防战略举措的实践看，把战争准备放在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基点上，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战争准备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论是面临的战争形势趋向紧张，还是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毛泽东都一再强调要预想帝国主义提早发动战争，从各方面做好准备。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