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第一位，视为中国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加以维护的最为根本的利益。国家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干预、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的最高权力。就国际法而言，国家主权是一国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任何国家一旦失去主权，就根本谈不上捍卫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国家安全，即国家能够生存的基础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虽明显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乃至对抗仍时有发生。在一些国家依然将推行霸权和强权视为处理对外关系有效手段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且也是国家能切实有效地行使国家主权的保障。1840年以后的百年里，西方列强多次凭借船坚炮利入侵中国，致使中国国土沦陷，主权丧失。历史和现实都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把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放在国家利益的首要位置。主权是人权的基础，不同的人权因其主权的不同而所维护的利益也就各异。1989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中又指出："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们也是不听那一套的。"我们的人权是社会主义的人权，维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利益。1985年6月6日，邓小平在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成员的谈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抓住了人权问题的实质和核心，深刻地说明当代中国人权与西方人权、当代中国人权观同西方人权观是根本对立的。它是我们观察、分析当代人权问题的根本依据。当代中国人权同西方世界人权的根本不同主要表现在：

　　其一，当代中国人权是建立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权，是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人权，而西方世界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权，是维护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人权。其二，当代中国人权是供多数人、全国人民享有的人权；而西方世界人权是供少数人、资产者享有的个人特权。其三，当代中国人权是被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和社会主义法律规定和认可的人权；而西方世界人权则是被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和资本主义法律规定和认可的人权。其四，当代中国人权是受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制约的，是随着 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的人权；而西方世界人权是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制约的，是随着 资本主义主经济、政治、文化危机而日益衰落的残缺不全的人权。其五，当代中国的人权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基础之上的， 因而它是科学的、正确的人权现；而西方世界的人权观，则是建立在 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因而是非科学的、不正确的人权观。

　　总之，当代中国人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权，是真正平等的人权。它的主要特点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高度统一，权利和义务的高度统一，形式和内容统一；而西方世界的人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资本特权的人权 。它的主要特点是阶级性与人民性相分裂，政治性与社会性相分裂，权利和义务相分裂，内容与形式相分裂。正因如此，世纪伟人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

　　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

　　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31日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谈话 中指出：讲人权不要忘记了还有一个国权。他还针对美国的"人权"外交指出，国家关系应遵守一个原则，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要干涉也干涉不了，更不要说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内政。

　　邓小平同志指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战后人权已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大问题。1945年制订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签署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了人权的内容，即个人的自由权、种族的生存权、民族的独立权和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权。强调个人自由权和种族生存权，主要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西斯国家及其占领区内"人权之忽视及侮蔑酿成野蛮暴行"。它突出强调个人的权利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应受到违法拘禁、或没收财产等。

　　《联合国宪章》和《人权宣言》将人权保护范围扩及经济、政治和国家关系领域，提出民族拥有独立权和国家拥有发展权。宪章第1条(2)项提出"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自决原则遂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原则的含义是被外国奴役或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中摆脱奴役或殖民统治，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关于国家发展权，宪章第1条(3)项强调为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上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间国际问题。"《人权宣言》在序言中亦指出各国在促进友好关系的同时，提出使"得免贫困"，即发展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联合国宪章》第76条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自治领土和战后的托管地，应"增进托管领土居民之政治、经济、社会及教育之进展；并以适合各领土及其人民之特殊情形及关系人民自由表示之愿望为原则，且按各托管协定之条款，增进其趋向自治或独立之逐渐发展"。进入70年代后，一大批新兴国家获得政治独立，维护国家独立和促进经济发展遂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项迫切任务。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第三世界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民族独立以后，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争取早日摆脱不发达状态"。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也面临一个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认为："中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摆脱贫困，就意味着
全世界1／5的人口摆脱了贫困，世界和平就有了更好的保证。因此，我们从来都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对人类应尽的责任。"

　　当前，发展问题已成为全球性战略问题中的核心问题。相比之下，人权中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已成为人权保护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人权中最大的人权。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它们只讲涉及个人自由的人权，而不讲民族独立权和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权。有的西方学者承认"美国把人权问题的关心更集中在不遭受不当的逮捕、拷问、财产没收等有关个人自由的问题上"，而且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采取"有选择的"、"不统一"的做法。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29日同美国前总统卡特的谈话中，针对美国对中国西藏人权问题的指责，阐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是最大的人权。他说，在评价西藏人权问题上，关键是看怎样做对西藏有利，怎样使西藏尽快发展起来。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不能仅看西藏有多少汉人，在西藏的汉人是去西藏帮助发展民族经济的，这种帮助"没有什么坏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40多年来，西藏各民族紧密团结，实行了民主改革，建立了民族自治政权，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使西藏得到充分发展，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不顾这些事实而将西藏有多少汉人作为判断中国在西藏的民族政策是不公正的。邓小平同志还驳斥了国际社会流行的借口人权问题进行武力干涉的所谓"合理性"。他说，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一个侵略别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性质迥然不同，是"不能并列"的，借口人权问题将侵略合法化是"最大的错误"，因为它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人权的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

　　祟高理想是人类追求的价值取向。没有目标追求的民族，是平庸的，是目光短浅的，没有任何希望的民族。没有科学根据的目标追求，是空想的，虚幻的，同样是不能实现的。只有符合客观实际，经过科学构想的目标，才是具有远大前途并能最终实现的美好目标。

　　人权——所有人的美好目标。享有充分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从第一次提出"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后，多少世以来，各国人民为争取人权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社会还远没有能使人们达到享有充人权这一祟高的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无数仁人志士矢志不渝地为此而努力奋斗的原因，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努力奋斗的真缔。

　　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指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

　　1991年5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与优秀残疾人和助理先进集体、个人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人类的解放，人类的家庭不但必须消除奴役、压迫和剥削，还要消除歧视、偏见和陈腐观念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为争取和实现自己的人权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流血牺牲，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在中国讲人权，首先要以只占世界7％的耕地，使占世界22％人口的中国11亿人吃饱饭。今天，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的温饱问题。同时，我国人民也充分享有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还要实现更高层次的和更广泛的人权。"

　　江泽民的这些精辟论述，深刻地揭示并科学地构想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上人权价值目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创新发展。

　　江泽民明确指出："争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是我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出发点。"这一重要论述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人权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