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圣哲先贤，为了治国安邦之策，无不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可谓语焉而详，论焉而精。他们的思想经过漫长演变，由低级走向高级，由简单走向系统，积淀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反映了中华民族认识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高超智慧。这种安全观念的突出特点是，从联系的、整体的观点出发，把国家安全看成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历史是发展的基石，发展是对历史的延伸。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的先进思想理论为武器，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念，使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进入新的世纪，面对新的国家安全环境，挖掘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当代价值，汲取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丰富营养，是建构新的国家安全理念，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

　　中华民族是具有忧患意识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重要表达形态。台湾学者徐复观曾从中国文化起源的角度较为详尽地考察了忧患意识，他提出，“希腊文化的动机是好奇，中国文化的动机是忧患”。这种认识是很有道理的。忧患意识可以溯源于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据史料记载，周族最初是殷朝统治下的小方国，时常受到鬼方等北方部族的侵扰，后来通过励精图治，不仅打败鬼方，而且灭殷兴周，建立周王朝(国家政权)。但他们在胜利后并没有趾高气扬，安而忘危，而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愿薄冰”，为“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这种通过对国家安全问题深入思考而形成的忧患意识，是一种主动的、反省的、内发的心理状态，蕴蓄着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给后来文化以很大的影响。忧患意识是人们关注社会命运和国家前途的一种社会心理状态，因而能吸聚社会注意力于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之中，造就统治阶级居安思危、治不忘乱的政治品格，这就是“多难兴邦”、“殷忧启圣”的道理所在。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史实不难看出，一个王朝起之时特别是在战争年代，前进道路上危机四伏，荆棘重重，统治阶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能够发奋图强，不断克服和消除危及自身安全的不利因素，国运往往兴盛；相反，在王朝势力强大特别是和平年代，人们往往沉缅于“无敌国外患”的和平生活，统治阶级追求的只是安逸宁静的舒适生活，以至骄奢淫逸起来，忧患意识淡化后，就难免不重蹈前一个王朝的覆辙，国运就不可能长久。可见，圣哲先贤所谓“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等，确是至理名言。

　　弘扬居安思危的思想，保持忧患意识，是在和平时期加强国家安全建设的迫切需要。我党领导人反复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冷战结束后，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界动荡不宁的因素依然很多，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所发展，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我国周边安全环境虽然大为改善，发生针对我国的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减小，但是，某些外部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并没有改变，我国与有关国家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并末根本解决，周边热点地区的安全危机时有起伏；虽然台湾海峡两岸交往增多，祖国统一迈出重大步伐，但是，台湾岛内的分离势力仍很嚣张，在分裂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边疆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各民族团结得到巩固，但是民族分裂分子的破坏活动仍然十分猖撅。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我们绝不能有麻痹、不思进取的思想。如盲目乐观，丧失警惕，飘飘然，昏昏然，就会使“福与祸、安与危、治与乱、存与亡”的矛盾关系向不利于国家安全的方向转化。如果任凭和平麻痹思想在全社会滋长蔓延，那将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加强强国家安全建设，必须首先着眼和平环境的考验，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弘扬居安思危的思想，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在看到大好形势的同时，也要看到存在的问题、潜在的危险和不安定的因素。“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懈不怠，奋发图强，加倍努力，才能保持国泰民安，维护国家安全。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政治的本质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当政者应当“以百姓为天”，以“重民”、“贵民”、“惠民”、“富民”、“安民”、“教民”为要务。这种“民惟邦本”的国家安全观念，充盈于《诗经》、《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苟子》等历史文化典籍之中，为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尊祟，成为历代开明的统治者治国安邦的重要原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民惟邦本”思想是历代统治阶级对自身安危条件分析和认识的产物，是统治阶级政治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升华，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关于“重民”的富于哲理的圣贤古训。孔子的“德政爱民”、孟子的“民责君轻”、苟子的“君舟民水”、贾谊的“民为政本”、李世民的“国依于民”、司马光的“民者，国之堂基也”、石介的“民，国之根本也”、柳宗元的“吏为民役”、张居正的“知人安民”、康熙的“以足民为首务”、乾隆的“以养民为本”，等等，既反映了“民本”思想的继承性，也反映了这种政治思想的丰富性。在古人的论述中，“民惟邦本”思想的要义可概括为如下三点。一是民为国家的客观基础，是国家的主体构成。即所谓：“从皆曰：天下、国家。孰为天下?孰为国家?民而已。有民则有天下、有国家，无民则天下空虚矣，国家名号矣。空虚不可居，名号不足守，然则民其与天下存亡乎，其与国家衰盛乎。”二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矣。”三是民对国家安危也负有责任。民既然为“邦”之“本”，那么显然，“民”与国家的兴亡也就不是毫无干系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民本”思想中对民之责的精辟概括。鉴于民在国家兴亡中的重要作用，几千年来，“民惟邦本”的思想就像一根轴线，历代统治者的政策措施都围绕着这根轴线而波动。

　　比较明智的统治者认识到人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实行的政策与这根轴线接近，社会的阶级矛盾即趋于缓和，“国运”相对比较长久；昏庸的统治者看不到或轻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实行的政策偏离这根轴线，社会的阶级矛盾就比较尖锐，直至其统治被推翻。在中国历史上，凡不“重民”的朝代，往往也是短命的。新的君主上台以后，通过总结和吸取前面朝代的教训，往往会重新认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注意自我调节，实行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社会的各种矛盾又会重新得到缓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围绕“民惟邦本”这根轴线上下波动、曲折前进的。尽管“民惟邦本”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封建统治阶级强调乃至尊祟“民惟邦本”的思想，目的在于缓解尖锐对立的阶级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但它揭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兴亡，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惟邦本”的思想精华，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对于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党群关系提升到根本政治问题的高度，忠实屉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经过80多年的发展，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地位和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党群关系面临着执政与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列宁曾经说过，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利益调整、体制转换导致的各种社会矛盾反映到党与群众的关系上来，使我们党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我党要经受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 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应当始终牢记，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与发展利益，则是加强国家安全建设的 根本目的。因此，我们党只有与时俱进，广泛动 员群众，切实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诚心诚意为群众谋利益”，才能使国家安全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家战略能力，从而在国际风云激荡，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的复杂条件下，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