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预测基本形势的基础上，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预想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最坏的可能，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防战略决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从50年代至70年代为应付战争实施的重大国防战略举措的实践看，把战争准备放在可能出现的最坏的基点上，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战争准备的重要指导思想。不论是面临的战争形势趋向紧张，还是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毛泽东都一再强调要预想帝国主义提早发动战争，从各方面做好准备。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你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959年10月30日，罗瑞卿在国防工程会议上说，未来战争有两种前途，一是打起来，一是打不起来。不打，是我们争取的、希望的。但这个问题不取决于我们。因此，我们要按大打做准备。从应付最复杂的情况着眼，按发生最坏的可能去做准 备，突出体现在应付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准备。50年代特别是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去。1958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气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狂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我们想也可能以牺牲自己一部分人口的办法换得持久的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周恩来还指出，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剑拔能奴张，险些酿成核战争。

　　此后，核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应付核战争的准备念来愈强烈，并据此做出一系列国防战略决策。196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况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在1964年美 国扩大越南战争后，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1965年6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大战也许打得起来，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关于战争准备从最坏处着眼，准备战争和制止战争即打和不打的关系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明确的认识。认为，准备的愈充分，准备的愈好，制止战争的可能性就愈大。1964年7月2日，毛泽东指出，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1965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听取贺龙等汇报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未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未。毛泽东后来在谈到全国开展的战略后方建设时说：三线建设，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至于打不打核战争，毛泽东更倾向于打不起来。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原子弹“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就越打不起来”。把战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最坏的可能上，突出体现在应付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准备。50年代特别是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击。1958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拉加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叫嚣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我们想也可能以牺牲自己一部分人口的办法换得持久的世界和平。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周恩来还指出，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

　　由此不难看出，把战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最坏的可能上，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战争准备、决策国防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曾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这一指导思想和原则，在中国当时处于帝国主义战略包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形势下，为了中国的安全，把情况预想的复杂一些，从可能发生的最严重的情况去做准备，对争取主动，防止一旦复杂严重的情况到来造成措手不及陷于被动，应该说是一种积极的考虑。当然，通过几十年战争准备的实践，重新审视这一指导原则，“一切都从坏处着眼”，又并非完全科学。从战争可能性来看，有可能打和可能不打之分；从时间上有早打和晚打之分；从规模上有小打和大打之分；从战争方式上有打常规战和打核大战之分。如果在战备工作指导上一味强调一切都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出发，就必然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这一最坏的可能去做准备。这样，客观上忽略了晚打、，小打(局部战争)、打常规战的准备，从而降低预测概率的科学价值。因此，一切从最坏处着眼指导战备工作，必须在尽量准确和科学预测战争形势的基础上，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和规模的范围内，去预想各种复杂的情况，指导开展战备工作。如果离开这一范围，就会导致国家整个工作指导上的偏差。不过，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预测每个阶段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和国家整个工作指导来看，虽然强调必须从最坏处着眼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防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突然袭击，但并没一以贯之的把战备作为整个国家工作的指导方针。如50年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预测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是主流，从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实施国防战略举措的基本原则。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指导实践的重大方针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领导中国发展建设中，重视研究和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原则。

　　第一，经济力量是国防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国防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可靠保证。相对和平时期，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国防建设莫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应保证二者相互兼顾，协调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全面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面对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不高，二者都需要大力发展的矛盾，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认为，经济建设和经济实力是国防、军队建设赖以发展的基础；国防、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国防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有赖于国家经济、工业、科技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是国防、军队建设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一认识，中共中央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同时，给国防、军队建设以适当的照顾。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文献。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国家集中精力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家经济实力，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国防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32％—43％，下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34％—20％，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又降至6了10％—20％。通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国家基础工业、能源工业、交通运输业、机械制造业等大型工业企业，使国民经济迅速增长，为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因强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而放松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国防费开支虽然比例降下来了，但减少部分基本是过去用于支持进行战争和军事斗争的经费。由于战争的结束，军事斗争形势的缓和，使国家减少了这部分支出，而用于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经费并没减少。同时，虽然国防费占国家财政总开支比例缩小了．但由于经济力的增长，国家财政 收入基数增大，国防费总数额随之反而有所增加。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前期，国防费始终保持在55亿。65亿元人民币数额，保证了军队武器装备的研制、购买和更新，以及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经费。

　　如何保持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相互兼顾、协调皮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理论的核心问题。通过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的实践，保征二者协调发展，有两条重要经验：一是科学合理地确定国防费投入比例。国防投入过大，势必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及其他方面的投入。而投入过小，也必然影响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建设的实践看，和平建设时期保证国防、军队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要：首先是维持军队现有战斗力(生活、训练、装备维护)水平的正常需要；其次是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保证后者是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根本问题。即国家对国防费的投入比例数额，应保证军队主要武器装备发展紧跟世界发展水平，使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速度与发达国家军事科技发展水平逐步缩小。二是军队必须走减少数量提高质量的道路，减少因军队规模庞大的人头消耗，将有限的经费使用在提高国防、军队现代化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更新发展上。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国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建设的同时，照顾到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需要，按满足上述两方面需要，确定了一定的国防费比例，从而未能国家集中发展经济而影响国防建设的投入。军队方面，则从1953年开始，连续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军队员额从1953年9月的近460万人，减少到1958年的240余万人。1957年，中共中央军委做出了《关于减少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确定了质量建军的道路，集中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由于指导方针正确，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同时，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也得到快速提高。60年代中期后，军队规模逐步庞大，员额激增，国防费所占国家财政开支比例虽然提高到20％以上，但全国进入全面战备，人头费和国防工程费消耗了国防费的基本部分。这一时期，虽然国家工作指导把战备当作中心任务，但军队整体现代化发展速度反而减缓，武器装备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深思和汲取。

　　第二，必须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由于国防建设项目、内容涉及经济建设方方面面，投资大、时间长、要求高。因此，只有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才能节约基本建设投资，防止浪费，提高国防、经济双重效益。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主要是指国防经济与民用经济，和平时期经济与战争时期经济，在基础设施、技术、生产等方面考虑到双重需要，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益，既保证技术的不部会议，确定把“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作为国防工业和平时期的总的方针，号召学会两套本领。1960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提出落实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时，要求按照这一原则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国防建设规划。根据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组织计划和实施国家“一五”、“二五”、“三五”计划中，做出过三次大的决策：第一次是“一五”计划期间，在注重国防工业企业兼顾民用户品生产的同时，注意国民经济战略布局。为保征战时国家经济力不被摧毁，将多数国防工业项目和30多个经济建设项目部署在中西部地区，初步设计和规划国民经济战略布局，进行战略后方建设。这是从国家发展战略总体上运筹国家经济建设平战结合问题的重大举措。第二次是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对机场、海港、铁路、公路、能源、交通、桥梁、通信设施、气象与测绘等十余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本着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制定了建设的标准、项目论证程序和组织建设的办法。第三次是60年代中 期，中共中央决策实施大、小“三线”建设，为了准备支持战争的经济渗力，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战略调整。

　　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原则的提出、确立和实践，丰富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理论。虽然当时是从准备应付大规模反侵略战争提出的，但和平时期这一原则仍然是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重要指导方针。实践证明，坚持这一原则不仅减少了大量基本建设资金，大大减少军费投入，而又提高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双重效益。这一原则，对于一个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于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实力不强的中国，是保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二者相互兼顾、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实践中创立的这一战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后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保证二者相互促进，提高综合国力，加快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