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与发展时期。社会形态的信息化、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国际政治的多极化、世界军事的高技术化等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趋势，不仅将决定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也将影响和决定中国未来安全环境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形态。

　　社会形态信息化趋势的影响

　　信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战赂资源。9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技术的触角向地球各个角落的伸展，不仅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社会的安全保障方式。一方面，无形的信息网络第一次提供了一个载体，把国际社会日益紧密地连结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有力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和共同进步。社会安全的相互依存度、透明度和可预见度日益增加，这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无疑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加快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的信息差距和信息争夺。首先，由于信息本身已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技术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参数，因此，对信息资源的开发、控制和利用日益成为国家间激烈竞争的一个新领域，这种竞争将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其次，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势必在信息强国与信息弱国之间形成新的数字与信息鸿沟，形成新的战赂上的“信息位势差”，某些国家很可能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技术优势操纵全球信息秩序，甚至利用信息优势进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与渗透，对居于信息低位势的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再次，由于信息超越传统的时空观念，信息疆域不再以传统的地缘、领土、领海、领空划分，而是以带有政治影响力的信息辐射空间划分，从而对一个国家传统的主权构成巨大的挑战。强化“信息边疆”，构筑“精神防线”成为信息时代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信息化的浪潮下，中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总体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水平，与信息技术强国相比，仍然处于相对低的位势上，信息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信息基础设备依赖外部进口，信息安全隐患大。中国基础信息产业相对薄弱，大量基础设备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从国外引进，不仅面临受人遏制和封锁的威胁，更为严峻的是，由于中国缺乏必要的检测手段，一些进口的信息基础设备潜伏着国外势力预埋信息安全隐思的极大危险，部分核心芯片和系统内核逻辑编程掌握在他人之手，难以保证其安全利用和有效监控，一旦发生重大情况，那些隐藏在电脑芯片和操作软件中的“特洛伊木马”就有可能在某种秘密指令下被激活，或造成我民用电脑全部无法启动，或使我金融、电信、商务系统瘫痪，甚至使中国政府和军事指挥系统遭到信息武器攻击，从而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军事部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第二，信息与网络安全的防护能力相对薄弱，某些应用系统甚至处于不设防状态，具有较大的风险性与危险性。近年来，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但信息系统的防护能力却相对滞后，某些重要的应用系统甚至处在不设防的状态。在平时，这些不设防或防护能力差的信息系统易成为外国情报机构窃取我情报的有效而便捷的途径，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道致外部势力的信息攻击，从而有可能危及中国国家安全与战略稳定。

　　第三，信息垃圾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造成危害。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一方面为中国博采各国文化之长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西方腐朽文化也乘虚而入，西方敌对势力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信息网络向我传播腐朽文化，大量的信息垃圾对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造成精神毒害，对中国的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

世纪之交以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商品国际化，以资金和货币跨国流动为特征的金融国际化，以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扩展为特征的生产国际化，大大加快了世界经济向全球一体化转变的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影响当代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建立在高度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经济活动的领域必然超越地理障碍，突破文明差异与政治壁垒，在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交往关系，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定向成熟和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又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性扩张的过程。

　　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对国家安全而盲，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和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这就使和平共处更加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必要的外部条件，相互依存的经济纽带对国家间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战争起着越来越大的制约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当代经济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现有不合理的世界经济规则与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而后者却面临无法选择的两难境地：要融入全球化潮流就要接受既成的规则与秩序，接受前者的主导与控制，而不融人其中则面临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进一步落伍和被边缘化的危险。西方跨国公司在促进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的同时，因其“巨无霸”的强大经济实力也对东道国的经济以至社会和政治安全构成严峻挑战，有些东道国不仅基本经济命脉被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要依附资本输出国。跨国公司在输出资本、商品和技术的同时，还输出自己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和生活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东道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从而使“国家主权陷于困境”。当前，国际政治生活中的霸权主义就是把经济全球化作为主要依据，大力宣扬“国家主权有限”论、“人权高于主权”论，并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干涉主义的借口。20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告诉人们，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那些坚持自身文化与价值观的国家，在有可能遭受西方国家的政治压力与经济制裁之外，还有可能遭到军事打击。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扩张往往造成和加剧全球性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冲突，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与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就中国而言，经济全球化在给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的同时，也把中国置于一个更加复杂而脆弱的国际体系中，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第一，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与成熟尚需时日，经济基础还不十分雄厚，因此易遭受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冲击，经济领域的主权易遭侵蚀，并可能由此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与社会安全。第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对外依存度也不断提高，使国家经济结构中对外部资金、技术、资源、市场的需求相关度也日益上升，这就使国民经济存在受外部经济形势牵连和外部势力操纵与制约的风险。第三，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中国与外部世界发生经济磨擦的可能性也会增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为了拓展市场和投资场所，维持对战赂通道与战赂资源的控制权，有可能诉诸武力，为其经济活动开道。这些都有可能波及中国，对中国安全利益造成间接或直接的损害。第四，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安全的凸现，而且是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人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更加密切，国家间、地区间和国际间的安全互动性增强，过去在自我发展的计划经济环境中不太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过去被中国拒之门外的一些安全隐忧也日益凸现出来，如跨国犯罪、边境走私、贩毒偷渡、恐怖活动等；此外，通过经济全球化扩张西方的价值观念是西方国家重要的战略目标，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西化”和“分化”中国，是一些国家遏制、防范和“弱化”中国的战略手段。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决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领域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以及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各领域的安全问题也会产生互动，使安全问题更趋复杂。

　　国际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格局崩溃，国际战略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的新时期。历史上战略格局的演变和战略版图的重新绘制，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确立与转换，都是通过一场大规模战争来实现的。而世纪之交的这次战略格局的演变则主要是通过“冷战”而非“热战”实现的。两极格局解体后，随着世界地缘政治与地线经济的发展，欧洲日益呈现联合自强趋势，亚洲掘起势不可挡，全球正在形成亚、欧、美三足鼎立的新布局。这种多极化趋势将促使国家或国家联盟综合力量对比逐渐向相对均衡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形成各战略力量之间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衍的机制，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发展，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各国的独立自主和经济增长，有利于为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和不同价值体系的多样化发展提供必要保障，有利于通过协商与合作解决国际争端，有利于制约世界性战争的发生。但是，也应看到，从两极格局解体到多极化的形成还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两极格局解体而导致战赂力量骤然失衡的危险期不会很快过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安全将主要受制于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一极称雄、多元纷争的过渡形态，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使国际安全环境呈现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的特征。21世纪初的相当长时期内，国际战赂格局的总体态势是“一超多强”，也就是呈一极称雄、多元纷争的态势。在这个向多极化迈进的过渡时期。各种战赂力量对比的消长极易引发相互之间的磨擦与冲突，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战赂力量不愿看到新兴力量的倔起与成长，往往试图在其掘起之前予以遏制，从而有可能导致局势的紧张。

　　第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多极化发展的进程中，将始终存在着“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与斗争。中国一直是推动多极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的划分”，几十年来，中国的国际战赂调整和外交努力始终着眼于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冷战结束后，中国更为明确地倡导多极化，成为推动当今世界多极化发展的一支骨干力量。中国的多极化主张是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而不是为了建立针对别国的统一战线。但国际反霸斗争任重而道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国际安全的主要威胁。

　　第三，“中国威胁论”是多极化进程中影响中国安全的员主要消极因素。中国在结束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后，21世纪走上了民族复兴的道路。尽管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与世界各国的发展并行不悖的，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它不对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构成挑战，但搞强权政治和一些没落的社会势力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掘起。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欺骗宣传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势力以各种方式包括军事手段牵制、阻遏与破坏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将始终存在。这是21世纪可能影响中国安全不容忽视的消极因素。

　　军事高技术化的影响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引起社会形态的重大变革，也在军事领域引起作战手段与作战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军事领域武器装备高技术化的结果是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争的出现。现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战场感知能力和透明度空前提高，使作战手段有了更为精确的打击能力，从而在技术层面上增加了现代战争的可控性，可以减少战争的附带损伤。但也正因为高技术作战手段效能的提高和附带损失的减少，在某种情况下反而有可能刺激高技术军事手段的轻率使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各国军事高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一些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有可能率先对其军事力量进行信息化改造，实现向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争的革命性变革，而一些军事技术相对落后与弱小的国家，有可能还将在机械化战争的初中期阶段甚至冷兵器阶段艰难跋涉，从而有可能形成军事技术上的“代差”，并由此导致军事态势的“战略差”。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的一方有可能利用其对战场情况的单向透明，相对优势的制天权、制海权、制信息权，以及高效能的作战手段推行炮舰政策，迫使他人屈服于自己的意志，以扩展其强权利益。军事高技术化趋势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一些拥有高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为获得战略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加紧新概念武器装备的研发、生产和部署的同时，加快了外层空间军事化的步伐，以抢占新的战略空间，国际战略平衡正面临严峻考验。第二，军事高技术化趋势刺激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热点地区和正在走向工业化的新兴国家，对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引进，促使其加快了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第三，在军事技术的世界性变革中，中国仍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加上部分信息技术的阶段。中国对军事领域的投入在相当长时间内也将是有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技术装备上与军事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不会很快消失。这种情况有可能使某些敌对势力错误估计形势，低估中国人民和军队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与能力，贸然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总之，随着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军事高技术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国际和地区战略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在此背景下，传统上相对稳定的地缘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了诸多变数。因此，国际战略趋势是我们思考国家安全问题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