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安全观认为，国际政治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和权力的争夺中，国家是否安全主要看国家的军事实力，只要军事实力能与对方抗衡或具有威慑力，国家就有安全感，否则，就认为受到某种威胁。这种安全观的显著特点是以制约和压倒对方为基础。“冷战思维”是一种典型的传统安全观。冷战期间，美国建立了针对苏联的冷战体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地，其主要手段是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对抗。战后40多年里，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的对抗，尽管是综合的对抗，但威胁国家安全的核心因素是军事对抗，国家具有安全感的前提是军事力量强于对手，这就使得各方都把追求军事力量最大化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因此，冷战结束以前国家安全的概念其核心主要是指国家的军事安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国家安全防御政策主要表现为军事实力的竞争。其结果是各国都在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国际和平却越来越缺乏保障。世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在以无限地发展军备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到头来，各国几乎都陷入严重的不安全状态之中。
新安全观是伴随对传统安全观的反思、批判以及扬弃过程中产生的。其主要观点是：在两极解体，世界进人多极化发展趋势的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政治军事安全，而是包括经济、金融、贸易、信息、文化、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在内的综合安全；许多问题用传统的观念和方法去解决逐渐失去效用，要求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强调用非军事手段解决安全问题；国际社会虽然没有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它逐步建立起许多协调机制，显现出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氛围；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与过去相比得到进一步强化，更加有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联系越来越紧密，界限有时很难划清。这种新安全观的产生，其时代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安全问题的国际化，相关性趋势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强，相互依存加深，时空距离拉近，世界、地区和国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增强，安全问题具有了普遍性和相关性。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密不可分，相互交叉的问题不断增多，联系紧密程度大大提高。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成为安全形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一国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国内，同时也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一方面，国内稳定与否所产生的影响已不像过去仅局限在国界之内，而将辐射或波及邻国、周边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突出地体现在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治安等方面，如国际股市、汇市的动荡及重大的国际性和地区性金融危机，计算机系统和信息网络难以预料的“严重故障”、“有意破坏”和“突然失灵”，西方政治思潮和文化价值观的渗透影响，吸毒、贩毒、各种走私、黑社会势力内外勾结等跨国犯罪，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世界范围流行与传播。另一方面，一国发展所倚赖的资源、市场、技术、产业等要素相应地与国际经济形成越来越紧密的“互动循环”关系，一国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能源政策、资源保障战略的制定等都将影响其他国家对其本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越来越趋于“多边化”、国际化，靠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及奉行超级军事强权的“单边主义”来保障国际安全已行不通。这种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以至全球之间的密切相关、连锁互动的发展趋势，必然要求传统的、狭隘的、单一的安全思维发生改变。 二是安全因素的多样化，复杂性趋势增强。冷战期间，国际政治基本上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军备竞赛成为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冷战之后，国家安全的含义已不再是局限于军事、政治或情报领域和范围，安全观是指一国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一般看法和观点，是“一个国家对其自身安全利益及其在国际上所应承担的义务和所应享受的权利的认知，是对其所处安全环境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其准备应对威胁与挑战所要采取的措施的政策宣示”。简言之，安全观就是对所处安全环境的认识，是指导具逐渐扩展到经济、金融、资源、科技、信息、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影响安全的主体除国家外，还有非国家行为主体，为安全因素赋予了丰富、多样的内涵。从世界科技革命来看，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美苏一直都在追求绝对核优势地位，并企图以此来压倒对方。但是，核技术的发展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削减核武器的谈判和严格限制核扩散。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不断渗透到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使单纯军事安全观受到极大的冲击。特别是信息战可能出现的优势一边倒的前景，使有关国家更加拼命地争夺信息战的战略主动权。新的世界科技革命为树立新的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从文化方面看，冷战时期，战争威胁突出，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处在不显著的地位。冷战后，地区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却日益显露出来，使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得到充分表现。冷战后各种冲突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事态发展表明，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更多的国家承认安全观上多样性和多元化。那种强行追求文化的单一性和单一化必然给国际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除安全因素增多之外，各种安全威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冷战后军事竞争的地位及其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但是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因素组合在一起，仍然具有重要地位。今后，以经济科技为依托的军事竞争的地位还将进一步提高。国际安全涉及的各种因素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要求传统安全观随之发生改变。 三是安全利益的多方化，互动性趋势增强。国家间的安全关系已不再是过去那种“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零和关系”(即一方所失必为另方所得)，而是有着共荣共损的利益关系。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济集团之间以及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既有合作也有竞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的情况并不鲜见。在核时代和高科技主导的今天以至未来，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传统安全观那种只追求本国利益，不考虑别国的利益，甚至寻求自身的绝对利益或绝对安全，为本国利益而侵犯他国利益的观念和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冷战后国际安全问题之所以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安全利益关系的“互动性”和“共同性”在不断增大，形成多边安全协调、预防机制与安全保障力量格局均衡化的要求，也被提上日程，有些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利益和安全问题。“9，11”之后，反恐的共同需要和共识，成为许多国家新的利益汇合点，成为彼此增进协调与合作的动力。大国关系的重大调整，反映和适应了大国利益交汇增多和相互依存加深的客观需要。同样，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也迫使世界各国确立某种共同安全观。长期以来，地球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广泛消耗，正在使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大量核试验已严重污染大气和水资源。矿物燃料的广泛利用也正在使臭氧空洞越来越大、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森林资源、植被资源、水资源等浪费和工业污染并没有解决。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威胁着每个国家和每个地球人，与每个国家都发生利益关系。国家外部的安全利益不再纯属一国事务或由一国政策所能解决，要求传统的安全观必须与之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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