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并不等于是国家安全的机遇期。这段时期同样是超级大国预计的独霸世界、遏制出现能与之抗衡的大国的机遇期。时间是重合的,目标却是不同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处在被地缘战略包围中的崛起,它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别人;二是有能力保卫自己国家不受侵犯。面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危险性,面对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土、领海及海洋权益被侵蚀的现实威胁,我们必须具备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制止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国防实力与战略筹划,并切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加强国防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全球化过程的必然回应。传统的安全威胁主要指军事入侵和政治颠覆。每个国家面对的是特定历史和现实所形成的不同的主要安全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抵御外来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持社会稳定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是中国国防安全的主要任务。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惟一的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又是历史遗留的领土和领海争端较多、海洋权益不断遭受蚕食的国家。这种现实和被侵略的历史记亿,使中国人民对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加强国防怀有强烈的要求和期望。 西方理论界有关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带有国家功利和西方中心的色彩。“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所提出的非安全化理论,是建立在国际间相互不存在威胁的主观认知的基础上,而不管客观上是否存在威胁。它主张,不应当试图扩展安全外延,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按照中国某些学者的没释,“建构主义”认为,主权是相对的概念,人类有可能在将来找到比主权国家更加宽容的多元的政治共同体方式。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从文化观念和认同角度对世界秩序的理想化设计,是对霸权主义笼罩的世界发出的福音式的呼唤。但它对有的国家的“单边主义”、“对外政策军事化”和“先发制人”的战略没有任何约束力。“建构主义”理论也许适合欧洲某些生存压力不大、面临威胁不明显的国家,而对世界多数国家特别是遭受侵害和威胁的发展中国家,是绝对不适用的。2004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危险不仅源于恐怖主义,而且源于反恐战争的方式。他说:“国际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均有推翻行为准则和人权标难的潜在可能,而且还会扩大文化、宗教和种族隔阂。”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战略体系的基本单元。任何淡化、削弱国家基本主权的理论,不是无知就是谎言。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国家间不平等、不对称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就是各国国家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 中国近、现代史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经济的发展也会化为乌有。据有关资料统计,182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曾居世界第一,但20年后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8倍,但4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之后又在中法战争和八国联军人侵中,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国防重要性的认知,就是从先人的血泪泣诉中得到的。 经济发展需要国家主权的存在,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多年来中国走的就是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道路。经济越是发展越需要国防的保障。人民解放军是国防安全的主体,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完成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现代化的战略制衡力量,加快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刻不容缓。它是确保中国的主权不受侵犯、领土完整统一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性条件。 技术先进的国家通过军事变革,以军事技术带动整个军事领域发生质变,从而使军事力量得到大幅度提升之后,是其与技术落后的国家军事力量差距最大的时期之一。如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西方大国先后完成工业时代的军事革命,进行机械化战争,并掌握了核武器。那时我军装备仍处于手工业和准工业时代的水平,与军事技术先进的国家相比是差距最大的时期。6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大国的军事技术处于稳定和渐进期。中国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急起直追,某些常规武器性能相差已不是很大,特别是在尖端武器方面,我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弹道导弹、核潜艇,具有战略上等效威慑的手段。这是中国在军事技术上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最小的时期。80年代以后,超级大国又开始了以信息战加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新军事变革,军事技术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开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可以预见,今后10—20年是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军事变革、力求缩小差距的时期,也是遭受侵略威胁风险较大的时期。毫无疑问,进行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在决定胜负因素中的比重增大了。但是,我们仍然要发扬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那种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作战上,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力争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在高技术领域与敌进行狭路相逢之战,而应在能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创造战机。正视信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是必需的,迷信和夸大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是不必要的。信息化战争无论怎样发展也达不到“制大脑权”的程度。单纯依靠信息不能解决战争,完全“不接触”也不能解决战争,追求“零伤亡”则反映优势中的脆弱性,高期望值的低承受力。伊拉克战争表明,武器装备的作用不能低估,但国防意志的力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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