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及其应用的科学总称。这就是说，人口学的形成和发展至少应该具有两个条件：一是人口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二是对人口内外关系的认识。前者是人口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后者是人口学的组成部分和思想基础。中国具有悠久的人口发展历史和人口思想发展史，这种历史奠定了中国人口学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中国现代人口学的研究，不能不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人口和中国人口思想的历史，不能不从人口和人口思想的历史开始。

　　人口增长：人口学发展的社会基础

　　索维曾经说过，只有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同样，只有人口的发展，人口问题的出现，才会促成对人口的种种认识，以及人口学的建立。尽管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建立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但其基础却凝聚着历史的积淀。

　　从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轨迹看，进入近代社会之前，中国人口数量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夏至西汉末年(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初)，大约2000多年间，人口沿着一条缓升的总量线波动，直至接近印00万。第二阶段，从东汉至明末(公元初到17世纪初)，大约1600多年间，人口围绕着一条水平的总量线(枷0万。7000万)上下波动。第三阶段，从明末至清后期(17世纪初到1850年)，大约200年间，人口沿着一条向上倾斜的总量线波动，人口最终达到4亿3千万左右。

　　虽然从公元2年到1850年的2000年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1％左右，但人口总量却越来越大，增加速度也越来越快。特别是清代的康雍乾时期，人口急剧增长，竞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人口总量从不足1亿人增加到了4亿多人。相对于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来说，这个阶段的人口增长实在是太快太猛了。

　　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急剧增长，中国人口分布也发生着变化。这就是最终形成的南重北轻和东南密西北疏的人口分布格局。真正引起人们对人口现象再认识或者说将人口作为问题来看待的，还不仅仅是迅猛增长的人口态势和倾斜的人口分布格局，而是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政权稳定和国力强弱所产生的影响。

　　在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中，人口数量意味着劳动者的数量。当人地比率表现为地多人少时，人口数量和劳动力数量越多，开垦和耕种的土地也就越多，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国力也就越强。前封建社会时期和封建社会前期都是这种情况。每个朝代初建阶段能够由凋敝而兴盛，也反映了人地的这种关系。但是，当人地比率表现为地少人多时，人口数量的增加，非但不会带来财富，反而会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短缺而加剧阶级矛盾、引起社会的动荡，直至发生激烈的阶级冲突，导致政权的更迭。每个朝代后期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人口的迁移和再分布也同样如此。一方面，北人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剧增和再分布也造成了部分地区土地资源的过分开垦和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恶果。8世纪时，人口规模达到印00多万。人们改牧为农，垦地辟土，加重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导致黄河频繁泛滥。进入17世纪中期，中国人口开始转人高增长时期。为了获取生活资料，淤促田，毁林开荒，掠夺地力，无所不用其极，加速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调。黄河决口从2、3世纪每10年一次增加到近乎一年一次。

　　人口总量和分布的变化，人口变化对社会诸方面的影响，引起历代政府对人口问题的重视，也引起政治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对人口现象的研究兴趣。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在人少地多时，人们意识到人口的生产者特征，提出"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在人多地少时，人们意识到人口的消费者特征，提出"人满为息"。在人口分布不平衡时，人们又意识到人口的经济特征，提出了"人地相称"的看法，主张狭地之民应迁往宽地饼作。在人口增加而国力减弱时，人们意识到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问题，等等。正是伴随着人口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化，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才能不断深化，中国人口学才得以萌芽和发展。所以，人口，塑就了中华民族，也塑就了中国的人口学。

　　人口思想：人口学的组成部分及认识基础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诸多的文明。人口，就是聊以自傲的成果之一。其实，当我们为流淌了近五千年的人口之潮而感动不已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对人口的认识，即我们平常所说的人口思想，也是中华文明之园中的不可多得的瑰宝。其价值，并不在于观点提出的早或晚，显现的是瞬间的火花还是系统的理论，而在于这些思想始终关注着中国的人口实际，努力探索着适合中国的人口发展之路。

　　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越来越丰富，门类也划分的越来越细。任何一门知识都会产生专门家。而且只有专家，才能掌握某种知识，才会对某类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在中国古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最早和密切关注人口现象的不是人口学家，而是政治家、思想家，甚至学问家。

　　按照我国通行的历史时期划分标准，1840年以前是古代社会。在古代社会中，又可分成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这两种社会土地广衰，生产力水平很低，人力构成了经济生产和军事力量的决定性成分，所以，对增殖人口的思考，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口思想，或可称之为主流人口思想。从"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的认识出发，历代人口思想都重申了增殖人口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幼官》说："定宗庙、育男女、官四分，则可以立威行德、制法仪、出号令。"《墨子·非攻》则批评了战争中只争地不争人的做法。"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也。"《苟子·王制》更明确地指出："王夺之人，霸夺之舆，强夺之地。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舆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秦汉南北朝时期，人们较少探讨人口数量与国力的关系，而是通过分析人口减少的原因而间接表现增殖人口的主张。西汉大臣贡禹认为，影响人口增殖的原因，一是男女婚配比例失调，二是因奢侈之风导致剥削过重，所以他主张遣散宫女和克服奢侈之风。

　　南朝官员周朗则认为，人口剧减的原因，一是政局的影响，二是苛刻的统治政策和剥削政策。隋唐宋元时期，继续强调增殖人口的必要性。如：《资治通鉴》第226卷提出，"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在此基础上，庸代官员陆蛰在其《陆宣公奏议》中则提出了"人者，邦之本也"的命题。明清时期，尽管人口已在迅速增长，某些地方已出现了"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敷口食"的情况，但对人口的追求仍是持续的。《大学衍义补》记载了明代思想家邱俊《水心别集·民事中》指出，"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清太宗则认为，"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客观上起到了继续刺激人口的作用。康熙认为，能够知道人口实数"亦一盛事也"。

　　伴随人口增殖思想，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对人口增长规律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明代的徐光启和清代的洪亮吉。徐光启在《农政全书·玄启先生井田考》中第一个提出了和平时期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的看法。"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洪亮吉在《洪北江诗文集·意言》中则认为，户口每30年增加五倍，而且户口增长率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率。户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百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用现代的眼光看，徐、洪二君的观点很粗糙，甚至算不上科学，但在当时，却代表了对人口现象思考的最高水平。徐光启的观点比马尔萨斯还早了160年。人口增殖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但不等于社会中没有不同的声音。《王焚志诗校辑》记录了初唐民间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精彩表述，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其著名的《三言二拍》中提出，人生"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势必造成人口膨胀、生活资料紧张。 "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据对中国人口史的最新研究，不仅控制生育的思想古已有之，而且古代的节育技术也很成熟和有效。

　　除了增殖人口的思想之外，人口经济思想、人口分布思想、人口结构思想、人口素质思想、人口统计思想以及对人的全面认识等也都已经产生。

　　人口经济思想是从经济角度研究人口。其经典公式就是"民之众寡为国之贫富"、"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在封建社会初期，由于地广人稀和"人是劳动力"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人多了，开垦土地就多；土地多，赋税就多；赋税多，国家就富足。人多了，兵源就充裕，国家就强大。 "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但进入中期以后，这种传统观点出现了变化，即认识的深化。如，仅靠人口数量不能决定国家的贫富；人口与土地相结合，才能创造财富。"土广而任则国富"；人口，重要的是素质，不完全是数量，等等。

　　人口分布思想与人口迁移思想相联系。前封建社会，禁止人口迁移。封建社会初期，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政府移民戍边。同时也出现了人口要合理分布的经济思想。《浴夫论》提出"今边郡千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人众地荒(狭)，无所容足"。务使"土地人民必相称"。不仅人口分布思想是经济性的，而且推进人口迁移的手段也是经济性的。封建社会中期以后，出现了对人口迁移理论的探讨。具体来说，就是形成了有关人口迁移目的、基础和方法的整体性认识。人口迁移的目的是开发人力资源和土地资源；人口迁移的基础是中国之地足以食中国之民：人口迁移方法是"因人之情"和"因时之势"。与封建社会前期相比，人口迁移思想更加系统、更加理论化。

　　人口结构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农思想，或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结构思想。"省工贾，众农夫"。其中又有细微差别。《贾谊集》提出一趋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主张"全农人口结构"思想。《晋书·傅玄传》提出，"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若干人为农……若干人为工……若干人为商贾……"主张在重农基 础上的"四民人口结构"思想。

　　人口素质思想。在整个传统社会中，人口道德素质是统治者十分关注的。但在封建社会前期，出现了重视人口文化技术素质和人口身体素质的思想。封建社会后期，人口素质思想又有了重要发展。；是肯定了人口素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二是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智力标淮，即适应性。适应性强，人口素质高，反之，则低。

　　人口统计思想表现为对人口数字资料的重视。 《中论·民数》认为，"民数周，为国之本也"。《大学衍义补》认为，"为人上者，必知其民之数，以验吾之政"。对人的认识，一方面强调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人者，邦之本也"。一方面强调人的两重性，即，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 "民之生也，始于幼而终于老。其间强壮之年，固皆有自养而无赖乎人也。唯其幼也，不能自立，必待有以慈爱之。迫其老也，不能自存，必持有以安养之"。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思想是丰富的。虽然这些思想，有的只是突发的火花，有的只是租略的描述，但毕竟是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思考。如果仔细考究一下，我们就能从中寻找出现代人口学在思想方面的雏体。王梵志和冯梦龙有关节制生育的思想朴素地体现了现代控制生育的观点；"人地相称"、"以人称粟"、"人民众而货财寡"则含有适度人口思想的萌芽；以振粮吸引和迁移灾民的做法，则符合现代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至于苟况所讲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鳖缮孕别之时，阁罢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泽，谨其时禁，放鱼鳖伏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则带有浓厚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色彩。所有这些，并不在于强调中国人口思想是多么伟大，而是要说明现代中国人口学并非完全仰西人之鼻息，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历史上的人口思想，构成了中国人口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构成了中国人口学的认识基础。人口史与人口思想史，犹如一副车轮，承载并推动着中国人口学的发展。　　

　　人口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

　　中国的人口思想诞生和成长于中国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之上。古老的文化像甜甜的乳汁，赋予人口思想以生命，同时也赋予深深的中国文化的烙印。文化的烙印，像一条斩不断甩不开的锦带，联系着昨天与今天，还要联系今天和明天。

　　中国人口思想的最大特征就是其浓厚的政治色彩。首先，从政治角度思考人口现象。人口思想的起点和归宿多为政治目标。考察人口数量时，强调人口为立国之本，人口众寡是君主德政和国家繁荣的标志。考察人口结构时，强调农业人口过少会导致国家贫危。而最早提出划分"四民"的主张，则完全是为了防止百姓见异思迁思想混乱。考察人口素质时，强调人口道德素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至于对人口迁移的思考，更是为了强化稳定秩序防止动荡。其次，人口思想与政治思想相互交融。有时甚至难以区分哪些是人口思想，哪些是政治思想。解决人口问题的措施中常常包含着政治概念。比如，"鳃寡有室"、"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仁政得民"等，既可以说是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人口思想，而且人口思想常常通过政治思想表现出来。并且，"民"本身就是政治概念，不是人口学概念。在奴隶社会，民指奴隶而言；封建社会，民指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近代社会，民指官以外的一切劳动者。由于前两点，必然导致第三个方面，人口思想的发展与人口的变化有关，更与国家的政治需要相关。中国传统社会很长时期使用民、户口而非人口的统计概念，重视户口数而非人口数，户口数来自官员的臆造而非真实统计，等等，均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封建社会中后期，也出现了从经济角度、社会角度或生态角度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但政治色彩始终是中国人口思想的基色。

　　由于中国人口思想的政治色彩，所以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一直是一个敏感的社会话题。当这种思考不违背政治原则时，思考可以存在。相反，则会导致很大的麻烦。这就是现代中国人口学从历史中获得的一笔最大的遗产。同时，人口思想的政治色彩，也使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思考很难发展。人们过多地追求眼前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忽视了建立一种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的重要性。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口学能够以历史深厚而自傲却无法获得历史积淀强有力支撑的一个重要原因。（陈志光）